刘卫高-芬莉袜业-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介绍

人物小结:浙江省针织行业协会理事、义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主席、义乌市袜业协会副主席。

刘卫高简介:

刘卫高，男，1968年7月出生，汉族，浙江义乌市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市政协常委，现任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宿迁市浙江总商会主席、市工商联二届副主席。
　　1983年经商至今，先后创建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浙江芬那丝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宇好豪化纤有限公司、香港芬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芬莉（美国）有限公司、江苏芬那丝企业有限公司，任浙江省义乌市北苑工业园商会主席、浙江省针织行业协会理事、义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主席、义乌市袜业协会副主席、义乌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席。2004年10月任宿迁市浙江总商会主席，任江苏中豪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办宿迁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在宿迁总投资68.6亿元人民币。2005年4月任现职。
　　在“袜业之都”义乌，土生土长的刘卫高算得上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是“芬莉集团”的总裁，并担任江苏宿迁市浙江商会会长。他创办的“芬莉集团”产品几乎全部出口欧美、南美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地。2003年，在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江苏宿迁市，“芬莉集团”又独资兴建了江苏芬那丝企业有限公司，去年产值已达到2亿元人民币。现在，“芬莉集团”在江苏宿迁总投资达37亿元的“宿迁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已开工。
　　采访“芬莉集团”的“掌舵人”刘卫高，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原先定好6月30日的采访整整推迟了一天，原因是那天宿迁市来了200多人的考察团，刘卫高忙于接待和给他们作报告。
　　于是，我们先进行了外围采访。我们了解到，刘卫高在员工面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办企业，不成功便成仁”。
　　这就是他的企业经营理念。他从16岁开始涉足商海，把企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靠的就是这个理念。说是理念，其实更像是一个壮士的意志和信念！ 　
　　刘卫高走上从商的道路和父亲有着莫大的关系。父亲影响了他，却不同意刘卫高从商。
　　如果没有高一那次的休学，刘卫高应该会遵循父亲的意愿，去念书考大学。因为从小学开始，他的学习成绩就非常好，一直担任班长，经常被评为三好学生。
　　1985年，刘卫高考入义乌一中，但由于1000多度的假性近视，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不仅上课看不到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甚至连走路都会摔倒，在老师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休学。
　　刘卫高休学的时候，刚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他的父亲属于义乌最早的“鸡毛换糖”那一代的生意人，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刘卫高的母亲去世早，当时哥哥又在当兵，弟弟还小，家中没人照看摊位，休学在家的刘卫高，顺理成章地去照看铺子了。
　　“当时义乌的商业氛围很浓，每天在小商品市场里面待着，多多少少受点感染，看铺子让我‘看’上了瘾。”刘卫高回忆说。
　　后来刘卫高的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但此时的他已经“沉迷”在这个小小铺子的“生意经”上面了，他不再打算去上学。但父亲不同意，父子间就开始吵架，吵得很凶。父亲尽管自己是个生意人，但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认为做生意是一件光彩的事，他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成为一个栋梁之材。为了逼儿子上学，父亲甚至把他赶出家门。但刘卫高铁了心要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生意人，要在生意场上闯下去。
　　对这个只有16岁的儿子，父亲骂也骂过了，打也打过了，但都没有用。父亲的脾气倔，儿子的脾气更倔。万般无奈之下，父子俩就坐下来谈判。父亲说，我同意你不去上学留在市场里面做生意，但条件是不能跟着我做，也不能给你做生意的本金，我给你3000双手套，从今后你不许吃家里的饭，除了可以回家睡觉之外，一切都要自己照顾自己，一切费用都要从这3000双手套里产生。父亲的用意很明显，希望儿子吃了苦头、栽了跟头后，回到学校里去。
　　3000双手套，成了刘卫高新的人生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父亲的良苦用心，给刘卫高造成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心理定势”：“我必须成功，必须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不成功便成仁！”
　　做生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4毛钱一双的手套在义乌市场里比比皆是，何况刘卫高的父亲也在卖同样的手套，又有固定的客户和信誉。16岁的毛头小伙子，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更没有商业信誉和老客户，甚至没有固定的摊位，他的3000双手套还是借用别人的摊位寄卖的。
　　几天过去了，刘卫高一双手套也没有卖出，生活陷入了困境。生存问题成为他人生的最大考验。思来想去，他决定廉价抛售，以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同样的手套，市场价都是4毛一双，刘卫高决定卖3毛。果然不出所料，很多人纷纷到他的摊位来问价，包括他父亲原先的客户。这一来，市场里的手套销售商议论纷纷，指责刘卫高，更指责刘卫高父亲。父亲不得不主动与儿子协商，要他提高价格，谁知儿子不为所动。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掏钱，用3毛5分钱一双的价格把原来是自己的现在属于儿子的3000双手套收购了过去。
　　价格为王。父子间的一场贸易战终于以刘卫高的胜利而告终，也让初涉生意场的刘卫高悟到了市场的残酷。  

一车袜子赚到“第一桶金”

现在，刘卫高有了1000多块钱了，但他心里清楚：如果和父亲做一样的生意、经营相同的产品肯定行不通，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依靠价格取胜的。于是，他辗转做起了袜子、气球之类的生意。回忆起那段时间，刘卫高心有余悸：“身上只有1000多块钱，和家里又脱离了关系，要吃要用，生意刚开始的时候还亏点钱，压力真的很大。”
　　那一年农历新年前夕，当别人已经在家欢欢喜喜等待新年来临的时候，刘卫高却在义乌和苏州两地来回奔波了六天六夜，贩销气球。他先到苏州气球厂批发气球，马上坐火车赶回义乌，当天卖完后又坐火车去苏州进货，进完货又立马赶回……连续六天六夜的奔波让刘卫高赚到了一万元钱。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虽然年轻，体力好，但也累得快趴下了。累是累，但赚钱还是很快乐的，更主要的是，这笔钱，让他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站稳了脚跟。
　　刘卫高品尝到了当“万元户”的滋味后，他的视野更宽了，胆子也更大了。他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一个人闯到上海去寻找商机，结果“兜”回来一整车的次品袜子。
　　当时，刘卫高在上海呆了几天，毫无路数，只好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盲目等待。有一天，他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上海第十九棉纺厂和日本合资的上海华钟袜子有限公司成立了。做过多年袜子生意的刘卫高马上嗅到了商机，他认为，这个与日本合资的企业生产的袜子，一定款式新、质量好，如果批发到义乌市场，一定好卖。于是，他没有多想就按照报纸上公布的地址直接赶去。
　　“这家公司的地址是平凉路2767号。”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刘卫高依旧记得非常清楚。
　　但事情远非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从他住的地方寻觅到华钟袜子有限公司，公司已经下班了，他只好在边上的小旅馆挨到第二天再过去。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红遍上海的中外合资企业对来自浙江的“个体户”大门紧闭，门卫不让他进去。刘卫高硬磨软泡，好烟孝敬，最后终于让门卫在下班的时候把公司的销售员指给了自己。
　　等到公司下班后，刘卫高买了一些礼品跟在这位销售员的后面，径直“闯”到了他的家中。
　　“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理会我，我就把我的营业执照什么的给他看，还说了很多好话，或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他，他也慢慢和我谈了起来。”刘卫高对自己当时的公关显得还是相当满意。
　　最终，这位销售员同意把公司里的B级品袜子卖给刘卫高。
　　刘卫高有点后怕地回忆当时情景：“当时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5万块钱都给了他，他只写了一个收条，要是他不把袜子给我怎么办？”但这位销售员第二天就给了他一卡车的B级品袜子。
　　当刘卫高高高兴兴地把一车B级品袜子拉回义乌时，挨了父亲狠狠的一顿臭骂。父亲骂刘卫高被骗了，说这些次品的东西没人会要的。很多小商品市场里的经营户也认为这些袜子卖不出去。刘卫高犹如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车B级品袜子，乱七八糟，什么产品都有，什么颜色都有，而且一没商标，二没包装，规格大小不一，甚至还有很多的次品，有的还要染色。要卖出去，必须经过认真的挑选和加工。挑选，归类，染色，包装，一车的袜子一个人要忙到什么时候？当时已经是秋天，挑选加工又得好几个月时间，到时肯定过了袜子销售的旺季。刘卫高忧心忡忡。
　　更让刘卫高犯愁的是，要想把袜子放到批发市场卖出去，首先需要商标，还需要把袜子包装起来，这些都需要钱。但他身上几乎分文不剩。
　　刘卫高又一次面临着成功或是成仁的关口。
　　“当时，要把袜子卖出去，最困难的就是借钱，把这些袜子改头换面一番。”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刘卫高开始四处借钱。但由于他没有融资的经验，也没有商业信誉，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借钱给他。他父亲更是说借钱给他就等于把钱扔到水里。
　　世上毕竟有慧眼识珠的人，刘卫高隔壁摊位的摊主看他一个人出来做生意不容易，就借给了他1.5万元钱。刘卫高说，他这一生最感激的，就是这位危难中救了他一把的人了。后来，他认她做了“干妈”。
　　有了这1.5万元钱，刘卫高就可以给这一车袜子进行整理加工了。
　　春节后，袜子终于分类整理好了，但还有一批袜子需进行漂白和染色。当时的义乌没有染厂，如果把袜子运到杭州等地几家染厂加工成本太高。于是懂一点化学的刘卫高就买来了染料，自己动手。
　　“我先把袜子漂白，漂得不好的就染成肉色，肉色染得不好就染成咖啡色，咖啡色染不好再染成黑色。”刘卫高这样说。
　　春天到了，刘卫高把袜子摆上了摊位。虽然不是销售袜子的旺季，但两块钱一双的短袜很快售罄。用刘卫高的话就是：“摊位上有多少就能卖掉多少。”
　　刘卫高回忆说：“虽然两块钱一双袜子比正品的市场价七块要低很多，但还是让我得到了一笔大财富。”
　　第一车袜子的成功，使刘卫高与上海钟华公司进行了更广泛的合作，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赚到500万元。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北上宿迁化解“芬莉”危机

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刘卫高有了办袜厂的想法。他看到了小小袜子有巨大的市场，有巨大的利润。
　　1992年下半年，刘卫高用400万元买了20台袜机，在家中开起了小工厂，他为厂取了个好听又“洋气”的名字——“芬莉”。
　　正如刘卫高所预想的，袜子行业的利润非常高，办厂第一年的利润就达到了35.6万元。
　　1993年，通过银行贷款，刘卫高又扩充了60台袜机。
　　厂子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到1997年，芬莉已经拥有了500台袜机。
　　1998年，刘卫高又用1亿多元的资金买下了位于义乌北苑工业区的这片土地，兴建了厂房，进行了新一轮的投资，把生产规模扩大到了近千台的袜机。
　　芬莉一路平稳地走到了2003年。因为公司有了大量的资金，刘卫高希望能把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决定再新增1500台袜机。2003年5月，刘卫高一边把这个项目的用地进行上报，一边订购袜机。因为刘卫高相信这个项目的用地申报十拿九稳，所以1500台袜机也很快预订好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8月，浙江省颁布文件，停止一切工业用地的审批，刘卫高的项目用地赫然列在暂定审批之中。
　　箭在弦上，弦却断了。刘卫高已经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向了这个项目，芬莉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此时，江苏宿迁领导来到义乌招商，他们告诉刘卫高，在宿迁，没有土地紧张和用电紧缺的问题，大可放心去投资。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刘卫高来到了宿迁。几经考察，他毅然把这个关系芬莉命运的项目放在了江苏宿迁。刘卫高解释说：“当时，已经没有很多时间让我去选择和考虑，宿迁的投资环境也的确很好，让我下了决心。”
　　今天看来，刘卫高身处绝境时的决定没有错。江苏芬那丝公司投产快一年，产值已接近2亿元。
　　刘卫高又一次绝处逢生。 　

“特保风暴”中的“芬莉”

作为义乌的一大支柱产业，袜业在全球的贸易份额在逐年攀升，但这里面也潜藏着一大风险：如何应对国外贸易壁垒、应对可能袭来的反倾销？
　　1996年以前，芬莉集团的袜子以内销为主，但刘卫高直言：“当时国内的市场无序竞争，商业诚信度不高，经销商的收款很难。”于是他放弃了国内市场，一头转向外销。现在，芬莉集团95%以上的产品都是出口，外贸的依存度几近100%。但面对今年以来的纺织品“特保风波”，很多外贸厂商日子越来越难过，有的不得不停产。刘卫高和他的芬莉又面临生死考验。
　　在“特保风暴”中，芬莉集团15个价值150万美元的货柜停留在了美国港口，但刘卫高似乎没有更多的畏惧：“芬莉不会放弃外销，不会放弃国外客户。”
　　刘卫高的对策是，及时调整出口地区产品的比率，美国的出口比率从原先的35%降低到了20%，而且产品也调整到了童裤之类不在“特保”之列的类别；由于欧洲没有把袜子列入“特保”范围，因此出口比率由原先的20%提高到40%；日本的份额也从原来的25%提高到了30%。
　　他认为，袜业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每天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心态。
　　与此同时，刘卫高决定“杀”回国内市场，运作芬莉的品牌战略。为此，他的第一步棋，是今年6月份请了国内一位著名演员做芬莉品牌的形象代言人。他说，芬莉应该到了做品牌的时候了。
　　他为芬莉的品牌建设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请明星作代言人，在央视等强势媒体投放广告，在三年内争创“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等等。刘卫高希望一年后，芬莉内销的产值达到3个亿。
　　“美国的经销商现在很痛苦，他们没有好的东西卖，韩国、日本的价格太高，印度尼西亚的质量又太差。”刘卫高这样形容他在美国的客户。在“特保风暴”中，芬莉没有露出丝毫的疲惫。 　　

不成功便成仁

不成功便成仁。这样的壮士情怀，似乎不适合生意场上的谦谦君子，但却是刘卫高一直以来坚信的企业理念。
　　他这样解释：“依据我的个性，我希望大家与我认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努力去做了，依旧不成功，虽然很遗憾但不会有怨言。企业如果失败了，员工可以另谋出路，但我肯定无法接受。一落千丈，我肯定受不了！我是抱着不是生便是死的念头在经营企业的，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企业里去了。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从弃学经商到赚到第一桶金，再到芬莉的不断发展，无处不体现着刘卫高的这一理念。正因为如此，刘卫高也千方百计要经营好自己的事业，管理好自己的企业。
　　芬莉初创时，刘卫高任厂长，妻子任销售经理、采购经理，后来不少亲属也陆续来到了公司。刘卫高认为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家族制是一个弊端。因此，他管理好企业的第一步就是改变这种家族制的结构。从1995年开始，他开始引进许多针织行业的专业人才，并将所有的亲属从芬莉“下了岗”，同时向社会公开招聘职业经理人和其他管理人员。“我们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必须要摆脱家族制的束缚。”刘卫高这样解释他的“壮士断腕”之举。
　　“芬莉集团”现在下属有8个企业，随着集团的日渐扩张，刘卫高觉得凭借个人能力很难管理好公司。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调整了管理的体系，成立了行政、审计、财务、计划、物流等中心部门，以及负责销售的销售进出口公司。把原先自己要经管的部分权利下放到各个中心部门，比如各项指标都由计划中心制订，审计中心负责审查和统计，而刘卫高只需要看一下报表。
　　“现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些战略性的决策上，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全部放权让下面去干。”经过近一年的磨合，刘卫高现在看上去轻松了很多。
　　虽然企业的担子轻了，但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刘卫高发现，随着企业的越来越壮大，自己所学的知识似乎已经很难“驾驭”芬莉，长此下去，企业说不定哪天就会失控，因此他报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班。尽管近段时间因为宿迁小商品项目的事太忙，没有去过几次，但他表示一定要读完读好这个课程。而他的妻子作为“芬莉集团”的总经理，正在义乌的一所学校念EMBA。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让芬莉走向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