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芙清-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介绍

人物小结:

杨芙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98年、200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

杨芙清简介:

杨芙清，女，1932年11月生，汉，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无锡人。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1957-1959年在前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1962-1964年任前苏联杜勃纳联合核子物理所计算中心中国专家。1959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工作。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现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理事长、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杨芙清主要从事系统软件、软件工程、软件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系统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和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操作系统；倡导和推动成立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1983-1999年担任系主任期间，将该系建成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在国内率先倡导软件工程研究，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软件工程学科；开创了软件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域；主持了历经四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青鸟工程和国家863计划若干重点课题的研究；创建了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提出"人才培养与产业建设互动"的理念，创建了以新机制、新模式办学的示范性软件学院。发表论文150余篇，著作8部，培养了百余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杨芙清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98年、200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2005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十七项国家及部委级的奖励。

兼职情况：

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 IEEE Fellow（2003年），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高级顾问,《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电子学报》副主编，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舍小利者成大器

机遇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得到的。挑三拣四，这山望着那山高，机遇往往就会从身边溜掉。

沐浴在温润的阳光里，和杨芙清对坐聊天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或许是长年研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缘故，她总是听了上句就猜出下句，三言两语就阐明重点。跟随她带点无锡乡音的柔和语调，时光仿佛很轻易地回到了58年前。那一年，一位19岁的江南少女带着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满怀憧憬来到北京。之后，她进入北京大学，来到了未名湖畔。读书、教书、从事科研，不知不觉已过了古稀之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软件工程的铺路人”、北京大学软件工程学科带头人、北大青鸟董事长、北京大学软微学院创建者……从25岁与计算机软件结缘直到今天，杨芙清的人生就像春天的风景一样，和煦明朗，生机盎然。

 杨芙清有一个高知家庭，丈夫王阳元是中科院院士，儿女都是博士。
     “我们家属于把事业和家庭融在了一起，没有周末，也不常出去玩，平时都在学习。我们没有特别教育，但是在这个气氛里长大的孩子们习惯了。”杨芙清笑着说，“我和丈夫都是一个时代的人，奔的是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搞教学搞科研。而且我搞软件，他搞微电子；我原来学数学，他学的是物理。信息科学里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相互讨论，到了后来，互相之间还有个支撑、互补。在家里的争论也常常是工作上的事，经常分不清是家庭还是事业。”

杨芙清说，年轻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尤其缺乏，我们那一代人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跟国家联系起来、跟事业联系起来才有价值。”对杨芙清来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事业”，她“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事情还要从1955年说起。那一年杨芙清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和两位同学一起被分配留校。这一年，学校在原数学力学系新设立了计算数学专业，杨芙清被分配到了这个新专业。当时计算数学教研室只有五六个成员，全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最初两年，可以依靠的只有一本苏联的《线性代数计算方法》和一台手摇计算机。杨芙清服从了分配，很快确定了以计算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新方向。

“我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只是觉得既然国家需要，那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为了尽快熟悉这个新领域，杨芙清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个时候我的学习主要就是读那本《线性代数计算方法》，读了以后到教研室的会上去讲。当时北大的讨论班气氛很好，非常培养人。我的导师徐献瑜教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我每看完一章就认真地做题目，用图把解算过程、结果画出来，誊写清楚，保证干干净净地交给导师。”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同学休息以后，杨芙清独自坐在罩着报纸的电灯下，熬夜苦读。那段日子训练了杨芙清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她之后的科研历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研究开始进入实用阶段，正在显示出巨大的潜力。1957年，我国决定派出代表团赴苏联学习。杨芙清成为代表团的一员，任务是去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学习编写程序。

当时，很多人认为科学研究越抽象越高级。杨芙清的经历却恰恰相反，从基础数学到计算数学，再到程序设计。她开玩笑地说，“按他们的说法，我是一步一步往下走。”杨芙清相信国家选择她自有道理，也相信导师的判断。她再一次服从安排，圆满完成出国学习任务，由此成为我国计算机软件研究领域的先行者。

随后，事情的发展就顺理成章：

1962年，她以中国计算机专家的身份再次受命前往苏联，在杜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负责科学计算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用经验。

1969年，我国决定研制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150机。杨芙清被确定为总体设计组成员，负责指令系统和操作系统的设计。1974年，杨芙清和同事们独立设计出了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计算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1978年，这一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杨芙清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也由此奠定。

 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得失反而成就了今天的事业，杨芙清说，现在看来并非偶然。“国家给你的路，就是一条最好的路。机遇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得到的。挑三拣四，这山望着那山高，机遇往往就会从身边溜掉。程序设计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我说这个太‘低档’了，我不去，就要搞基础数学，就等于失去了这个机遇。”

青鸟工程是另一个例子。“青鸟工程10多年里都是冷板凳，很多人认为我们这是个‘高级玩具’。确实，开始的时候就像‘高级玩具’，因为还没能用到它。一个科学的思想，或者一个成果，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时间，它才用得上。”杨芙清说，1997年，我国软件工程领域关于“基于构件的软件开发”的成果已经出来了，这也是1998年国际软件工程会议的热点课题。国内真正能用上这些成果，是2000年以后。她相信，只有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才能不被眼前的小利益束缚，不被一时的困难挫败。慢慢的，成绩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回馈和机遇就会随之而来。当正向的循环产生时，不用自己刻意为之，它会推动着你培养新能力，最终做出更大的成绩。

心若诚时事简单
    “国家需要和行业需求不是一句空话，它包含很多实际的工作。”

2001年，杨芙清69岁，教育部和原国家计委下发了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杨芙清立刻组织人员，提出了北京大学软件学院的建设方案。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可无论是当时，还是8年后的今天，杨芙清都不以为苦、甘心情愿。

“你问‘为什么’？因为几十年想做的事，终于有了一个平台。”眼睛里闪动着光彩，杨芙清“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再难也做！”

杨芙清所说“几十年想做的事”，是培养工程应用型的软件人才。“过去学校里培养的主要是学术研究型人才，到了企业要有一个转型期，就像北大的学生通常也需要一到两年。但我们是技术学科，企业需要马上就用得上的人才，我称其为工程应用型人才。创办示范性软件学院，就可以面向应用需求，通过产学研结合来培养学生，再到企业中去应用，学分、论文等等都环绕这个思路，形成一个培养新型人才的体系。这是对人才培养方向的改革探索。”

 2002年，以杨芙清为理事长的北大软件学院(2004年后更名为北大软件和微电子学院)成立，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面向产业、面向领域、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交叉型、国际化人才。

 这不是杨芙清第一次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将之转化为具有前瞻性的奋斗目标，更不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迎接事业上的挑战。
    早在1958年，杨芙清就注意到了计算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程序设计的自动化。早期的计算机，编程全靠手工，编完后还要人工验证。1958年，杨芙清受命转入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师从著名教授米哈伊尔·罗蒙诺维奇·舒拉波拉。在导师支持下，她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程序设计自动化”。不久，她独立设计出了逆向验证方法《分析程序》(即逆编译程序)，这一成果后来被西方杂志称为“程序自动化早期的优秀之作”。

更典型的例子是她对我国“软件工程”的贡献。通过多年的实践，杨芙清发现软件研制面临3大难题：软件复杂程度高、研制周期长、质量难以保证。在国际前沿思想的启发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杨芙清开始在国内倡导软件工程研究。从1983年开始，杨芙清带领科研团队全力投入了我国软件工程领域的标志性项目“青鸟工程”的研发。用杨芙清的话来说，“青鸟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软件生产手段的变革。希望通过工程化开发方法、工业化生产技术，从手工作坊式变为工业化生产。”该课题历经4个五年规划，被认为对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青鸟Ⅰ型系统(JBⅠ)研发成功时，曾被国外专家认为“可以和国际上同类软件相媲美”。到1997年，“青鸟Ⅲ型”通过技术鉴定时，杨芙清和她的同事们已经站在了国际前沿。作为领导者和首席科学家的杨芙清也因此被誉为我国“软件工程的铺路人”。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段段传奇。杨芙清却说，这只是有关勤奋和投入的真实故事。“面向国家需求、面向产业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包含很多实际的工作。要把事情做到底，自然会在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杨芙清说，要解决问题，需要靠积累，至于天赋，那只能是“三分靠天赋，七分靠勤奋”。只要思路开阔，总能想得出“千方百计”。

1969年研发150机操作系统时，当时的石油部依据勘探工作的需要，明确提出这个系统必须能支持多任务同时工作，即拥有“多道运行”功能。而那时科研团队中只有杨芙清一人是用过计算机的内行人，“多道运行”在人们心目中是高深莫测的尖端技术。杨芙清和同事们最终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用的是想象不到的“简单”方法。

 “计算机内部不是同时处理问题，只是外部看起来是并行的。就好像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电话来了，我去接个电话，回来继续做事。这不就是我一个人同时处理两件事吗？多道运行的道理，就是从这里头去分析的，一点也不神奇。”杨芙清说，“要编程序，先得有个思路，有个解决的方法。过程很复杂，但只要开阔思路，就能想到解决方法。任何科学都来自于生活，善于观察客观世界，客观世界里的东西就可能为你服务。”

经过无数次分析、提炼，设计完成之后，检验又遇到了难题。由于缺乏相应的设备，杨芙清带领同事们，把所有的逻辑框图挂在墙上，团队成员每人扮演一个“角色”，如内存管理、设备管理、中断处理、调度、光电输入管理等。“总控”杨芙清一声令下，各角色依次上场，模拟运行。就这样，经过反复检验和修正，方案顺利定稿。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只要用心做，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人对杨芙清能够身兼教学、科研、管理等多种角色感到好奇。在她看来，这同样是认真去做的自然结果。“我们是技术科学，直接面对实际需求。我们把国家需要、产业需求提炼成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开发。成果出来了，就把技术转给企业，用到生产实践中。在应用的过程又会反馈很多问题、提出很多问题，又为研究提供新的课题。这是一个链条，所有这些都相互关联。要做好一个课题，本来就应该这样。”

2003年12月，在教育部组织的对全国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中期评估中，北京大学软件学院综合评比排名第一，被誉为“示范中的示范”；2006年，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验收评估，评估结果为“综合排名第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杨芙清和她的团队在计算机软件研究方面已达到“国内前沿，国际有一定影响”。下一步的目标是建设综合性软件工程创新平台，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建立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发展软件工程学科；拓展国际合作，扩大中国在国际软件工程中的影响。

杨芙清说，“我现在70多岁了，但是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老，因为我的一生都在迎接挑战，都在思考如何创新。”或许我们应该再为她补充一句：还因为她全心投入事业，善于发现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

力量源自团队

“科学发展到今天，科研工作需要一批人、一代代接力棒似的去完成。”

杨芙清办公室隔壁有一个小型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大大小小挂了10幅照片，全部都是合影，有院士大会的合影，也有科研团队的合影。她自己工作和会客的照片只有两三张，摆放在转角处不起眼的柜子里。

杨芙清对“团队”特别重视。“软件学科是工程学科，本身就是群体行为，任何一个项目一个人都是做不出来的，只有团队协作才可能办好事情。”杨芙清说，“个人奋斗很关键，但科学发展到今天，科研工作需要一批人、一代代接力棒似的去完成。”例如，“八五”期间参与青鸟工程的338人就来自22家单位，不仅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包括中软公司、上海软件中心等。

要带领一个团队，甚至培养一个团队并不是件单纯学术范围的事。从1969年带着一群20多岁几乎不懂计算机的年轻人，到青鸟工程时协调多家单位的科研和工作人员，再到多年来在北京大学培养软件工程的后继力量，杨芙清总能做得很好。杨芙清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邵维忠教授，至今对1980年到上海调试DJS—240机操作系统的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尽管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但乐在其中。整个集体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讨论工作时可以很激烈地争论，学生也可以跟老师争论，我们几个年轻人之间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是为了工作，事后仍然亲如兄弟。”

追寻对集体认识的根源，杨芙清说起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杨芙清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亲长年奔波、忙于工作，母亲性格宽容、勤俭持家。父母亲都比较开明，鼓励孩子们学习、上进，但对操守要求很严。

“我们家和伯父家在一个院子里，两家有12个孩子，除了一个比我大的堂姐很早就出去读书了，剩下的11个孩子里我年纪最大。我比较会出主意，弟弟妹妹都叫我‘好姐姐’。”杨芙清笑着说，“这就是一个集体啊。要想带着他们，就得以身作则。另外在学校里，那也是一个集体。那时候社会活动、集体活动很多，像篮球队、排球队、腰鼓队，我都参加。”

事实上，杨芙清身上很多令人称道的优点都或多或少源于那一时期的影响。杨芙清说，父母亲和学校“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培养了处理问题、和人相处的能力”。也正因为这样，杨芙清在后来的教学中总是对学生说，“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名国家需要的人，做一名勇于应对任何挑战的人，做一名善于解决困难的人。”

“那时候学校气氛也很宽松，没有太多课业压力，老师们也可以发现学生的长处来进行鼓励。我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经常给学生零蛋，大家都叫他‘大鸭蛋’。有一次考试，好多同学都得零蛋，我全答对了，而且有一道题用两种方法解，他给了我一百二十分。我觉得自己这方面好，后来就拼命用功，考大学的时候就报了数学系。”杨芙清说，那时候并没有挤“独木桥”的现象，高考的时候大家选志愿都是根据自身和家庭情况，为此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同学约我一起，我就跟着她们去考了邮政局。录取的时候，邮递员送信来说，‘恭喜你，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后来清华大学发榜了，我说，‘对不起，我上清华去了！’”说到这里，她禁不住笑了起来。

杨芙清说，那段成长的少年岁月给了她良好的心态，也促使她在此后的人生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

正聊着，学生姜瑛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前来看望恩师。如今，姜瑛任教于昆明理工大学，自己也带领了一支科研团队。杨芙清握着她的手笑着说，“你们都发展得很好，我非常高兴。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们像吊兰一样，每发出去一条枝，就长出一串。虽然不在学校了，但是大家还是在一个大的团队里，为了一个大的共同目标努力。”

看着她们紧握的双手，听着杨芙清富于感染力的话，让人感觉到她的内心世界还像少年时代一样阳光明媚，朝气蓬勃。记者不由想起了她在一篇自述中所写的：“虽然我已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可我依然记得在青石板小学堂读的诗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的一生注定要这样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