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英-天津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介绍

王玉英：我的同学我的班

天津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财政7704班同学王玉英说：“我经常做一个梦。梦中30年前的那个冬天阳光灿烂，那时的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天真、稚嫩。1977年的那个冬天，我和一群同我一样的青年走进了考场。那个冬天成了我的起点，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起点。这个起点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     　

重启高考之门

32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使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命运轨迹从此改变，从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开始,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年秋天，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中止了11年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中国教育重新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工厂车间、从田间地头、从街道里巷，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自此，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一代青年沉积多年的强烈求知愿望仿佛顷刻间被激活。

在迎来新中国60周年之际，我们将目光回望32年，聚焦那些恢复高考后首批77级考生，他们是从全国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高考之门关闭了11年之后，1977年12月，全国每23个考生中就有一个如愿以偿。通过这些昔日天之骄子们的讲述，共同铭记那段难忘的历史。

高考大事记

1977年，当年天津市有6万多人报考大学，共有4600多人被高等学校录取，招生录取比例不足10% 。2009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比例达到79%。

1977年，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天津市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此外，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1991年，天津市高中开始实行毕业会考制度，当年的英语科目实行标准化考试，政治、化学、历史、地理等4科实行分卷分试。

1998年，天津市考生全部参加“3+2”形式的全国统一文化考试，即统考语文、数学、英语，两门专业课由各招生校自定。

2002年，天津市实行高考科目改革，高考科目设置为“３＋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2004年，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天津市高考实行高考自主命题。

2009年，天津市实行高考综合改革，首次打破一考定终身。

流行语

老三届：“老三届”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指出生于1950年前后，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三年的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老三届”的下乡，基本都是到了边疆。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可以说，“老三届”的通体都烙着共和国前行的印记，也留下了难忘的时代精神。1977年恢复高考时，“老三届”们已经超过报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

新三届：“新三届”原是指1969年—1971年的高中毕业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专指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以区别于“文革”期间66、67、68级“老三届”学生。“新三届”的命运，也因高考而改变。如今，“新三届”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流群体，他们求学、就读、工作、成长的生活经历，反映中国社会生活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

回首30年前的那场高考，天津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财政7704班同学王玉英的话似乎表达了77级所有大学生的共同心声：恢复高考，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拐点，这不仅仅使77级这一代人的命运在随之改变，更是祖国从一种动荡回归到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受益者、见证人，我们感到庆幸，这是民族的幸事，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深邃。作为11年淘出的精品，77级大学生忠诚、可靠、重感情，他们耕耘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筑牢基石。

王玉英说：“我经常做一个梦。梦中30年前的那个冬天阳光灿烂，那时的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天真、稚嫩。1977年的那个冬天，我和一群同我一样的青年走进了考场。那个冬天成了我的起点，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起点。这个起点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

1977年的岁末，王玉英参加了那年冬天的高考，考入天津财经学院——现在的天津财经大学。也就是这一次考试改变了她的一生。“当时参加高考，没有父母的接送和在考场外的焦急等待，没有担心，有的只是兴奋。”王玉英清楚地记得她选的1977年天津的高考作文题是《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

“那次高考，无需回忆，因为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闭目就会跃然而出，总有一股激情涌现在脑海。”“那一年的冬天虽然寒冷，窗外飘着雪花，我站在雪地里等待着通知书的到来，没有感到一丝的寒冷，感觉到的却是这一个冬天的阳光是那样灿烂。”对她来说，1977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玉英说，回首当年，同学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时浓厚的学习空气和团结互助的氛围，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就是“幸运”、“转折”。当时班里学生年龄差距较大，既有“老三届”高中生，也有刚毕业不久的初中生，所以每个人的知识基础也有很大差距。30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条件虽然不如现在，但同学们依然很快乐，学习劲头特别足，像海绵吸水似的，一星期能读十几本书，真是“如饥似渴”。那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往往一星期内要恶补十多本书，但大家丝毫不以为苦。

只有失去过才更懂得珍惜，我们共同的迫切心愿，就是要抓紧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充实自己。3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重新坐在一起盘点人生成就，无不深深感激那段苦读的日子。

王玉英说，天津财经大学如今的校园面积是30年前的10倍，学生人数是30年前的20倍。伴随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天津市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规模大幅度增长，1999年—2004年期间，在校生数年均增长在27.33%以上。目前，本市有本科院校19所、高职院校26所，在校生规模超过42万人。

王玉英感慨地说，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同窗好友如今已经成长为著名学者、教授、编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经过那一段艰难而有意义的社会锻炼和宝贵的四年大学学习，我们财政7704班当年的49名同学，在人生的舞台，在各行各业中展示着自己的才智，但无论做什么，大家的“1977情结”，就像一坛醇香的美酒，越存越浓，越久越芬芳。

“双证生”保持幸福纪录

“大学四年，毕业证、结婚证都没耽误，这五对堪称是财院最早一批‘双证生’了。”后来，大家又分别为这五对鸳鸯冠以新名：最浪漫的一对，最含蓄的一对，最传奇的一对，最不可思议的一对和最有“资本”的一对(都是《资本论》学习小组成员)。

临近毕业，班里有5对恋人相继曝光。许多同学都被这个消息“雷”倒了——每天朝夕相处，共同学习生活怎么就没看出一点端倪？！更何况这五位女主人公中，既有自己每天同进同出的室友，又有曾与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班的闺中密友。即使在30年后，王玉英每提起这件事还连连感叹“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学习是我们爱情的媒人，收获爱情是共同学习之余的副产品。那时大家的劲头都放在学习上，所以同学们只看到我们在学习，对我们的爱情视而不见。”现任天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谷文颖分析了她的保密心得。

也对，7704班的5对“地下恋人”都是在学习中建立的感情。杜志强和黄菊珊同为《资本论》学习小组成员。每次讨论他们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在唇枪舌剑中积累了深厚的感情。

现任天津市财政局总会计师的陈庆和对妻子刘健的追求是从提问开始的，“刘健她学习好，有问题就向她求教，刚开始是真不会，后来吗，就有点‘目的不纯’了。”李炜光和刁志英也是在一次次自习中渐渐了解，但炙热的感情表现得却十分含蓄，从来不一起进教室，周末回家时他们也总是在校门外会合，回校时，也是早早在校门口分手，分别进校。

陈庆和与刘健是最早曝光的一对。毕业前半年的一个周末，这对恋人正在水上公园漫步，竟与同班同学刘植才不期而遇。两个人很不好意思，一再恳求刘植才保守秘密，没想到，小刘同学肚里装不住事，第二天就做了信息发布。曝光后同学们不但没有见怪，反而纷纷送上祝福。其他四对一看平安无事，也从“地下”转入公开。1982年毕业后不久，五对恋人相继领了结婚证，终成眷属。

30多年后，同学们见面还不无风趣地说：“大学四年，毕业证、结婚证都没耽误，这五对堪称是财院最早一批‘双证生’了。”后来，大家又分别为这五对鸳鸯冠以新名：李炜光、刁志英最浪漫的一对，王维基、谷文颖最含蓄的一对，陈庆和、刘健最传奇的一对，张广泰、李如意最不可思议的一对和杜志强、黄菊珊最有“资本”的一对(都是《资本论》学习小组成员)。

据王玉英披露，7704班至今保持着一项幸福纪录——产生了5对“鸳鸯”，而且幸福相伴30年。更加让人欣慰的是7704班的下一代也喜结连理，陈庆和的女儿和周雄杰的儿子续写上一代的幸福传奇。

“打小抄”想都没想

“那年考试的人特别多，40多人在一间教室里考试，考场‘打小抄’，想都没想，考完也没听说有人作弊。考试结束后，没有一个大声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凡是参加过那次高考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迎来的却是春天的故事。应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更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7704班的同学们就是这样，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入学前他们是解放军战士、工人、售货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民办教师……

陈庆和对高考记忆犹新。他回忆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我在工厂做团委工作，得知能够参加高考的消息让我激动不已，上大学可是我从小的梦呀。提到高考复习，我一辈子都感谢我的母校河西区105中学，开办辅导班组织我们历届毕业生高考复习，老师们更是伟大，一分钱不要义务给我们做辅导。当时学习气氛特别好，老师讲，考生洗耳恭听，认真做着笔记，十分虔诚。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备考时是唐山大地震过后一年多，但临时搭建的地震棚还没全拆，几个铁哥们经常是挤在地震棚里复习。”

现任《城市快报》主任编辑的胡京晶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高考作文题，《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任选其一。胡京晶说，当时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这个题，“‘文革’中我们失去了求学机会，和祖国一道经历了风雨和磨难。然而社会实践的磨炼也铸就了我们这代人特有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个题目是大家的心声，写起来一气呵成。”

1977年报名参加考试的全国考生达到了570万人，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独特景观。即便竞争激烈，1977年的高考依然考纪严明、考风端正，考场绝少人想作弊，更没有现在全家陪考的情形。“那年考试的人特别多，40多人在一间教室里考试，考场‘打小抄’，想都没想，考完也没听说有人作弊。考试结束后，没有一个大声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

胡京晶回忆说，“那时高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兴师动众，家里一切照常，早上自己骑车去考场，中午就在路边匆匆吃两口自己带的干粮，边吃边复习，抓紧一切时间在考试之前多看几道题。”

“恶补”全班齐上阵

虽然从高考中胜出，但大家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读过小学课程。为了缩小差距，班委会提出“不让一个同学落队”的口号，用“恶补”这个如今校园里的时尚词汇，来形容30多年前同学们为尽快填补知识空白而忘我苦读，则是非常贴切。

首批选拔进入高等学府的都是佼佼者，十年废学，让7704班学生的年龄相差悬殊，有稚气未消的应届毕业生，也有年逾而立的老三届，有青春懵懂的翩翩少年，也有儿女绕膝的一家之长。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刻苦用功，拼命读书。

虽然从高考中胜出，但大家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读过小学课程。为了缩小差距，班委会提出“不让一个同学落队”的口号，这句口号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在当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却不小。当时，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31岁。知识层次千差万别，有的同学连立体几何都没学过，一部分77级大学生连英语最基本的ABC都没学过。

用“恶补”这个如今校园里的时尚词汇，来形容30多年前同学们为尽快填补知识空白而忘我苦读，非常贴切。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时间来补习，许多学生全身心钻进书本。数学和英语是同学们普遍感到难学的课程。于是，班级组成学习小组，四位老三届的大哥大姐挺身而出给大家每天上辅导课。教室、图书馆成了7704班同学的根据地，教室、寝室的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熄灭。

财经类专业需要大量数学知识，班里数学基础较好的周雄杰大哥便主动当起了全班的数学辅导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大家补习数学。“记得有一阵子，每天完成了挖防空洞的劳动课后，周大哥就带着一身泥土直奔教室，跳上讲台就给大家讲微积分。”现任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的李炜光教授对当年的情景记忆深刻。

张凤鸣入学前是村中学的数学老师，虽然乡音浓重十分内向，但也成为三尺讲台的兼职教师。补习外语的工作则由李瑞婷大姐担当，每天带领大家从音标学起，背单词、讲语法，苦练英语发音……

只有失去才更懂得珍惜，7704班的同学往往一星期内要恶补十多本书，但大家丝毫不觉得苦。他们共同的迫切心愿，就是要抓紧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充实自己。财政7704班额外给自己加的学习时间：每天晨读半小时，晚饭前自习半小时，有时候还有晚读时间30分钟。没有铃声，同学们也会来到教室，出勤率绝对100%。就这样，经过一个学期，全班同学的数学和英语成绩直线上升。

周雄杰说：“大学期间我们获取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最重要的是掌握了一种思维方式和驾驭知识的能力，以及那种积极向上的求知欲望，这是母校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馈赠。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出最大能量。”

争论争出 位教授

“我们那一届学生更多的是主动探究。当遇到一些教材过于陈旧，对一些现实问题无法解决，总希望能讨论出个究竟。所以我们会经常向老师提问甚至争论。”据刘恩专回忆，当时有个同学在一次课上提了11个问题，由于提问要起立，那节课这位同学就一直没有坐下。

“那时在学校，学术探讨氛围很浓，学生和老师因某一个观点而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充分显示了一种开明的师道。”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恩专教授说，遥想当年的大学生活，师生间的“争论”是常被提及的关键词。也正是因为勤于思考，热衷提问，在7704班49名学生中日后产生了13位教授。

77级学生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善于思考，给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当时正处于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亦处于前所未有的蓬勃状态。各种思潮竞相展现，各种学术活动此起彼伏，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77级学生当然地处于校园思想舞台的中心。

“跟现在大学生习惯被动接受不同，我们那一届学生更多的是主动探究。当然这与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当年很多同学是带着工作经历进入大学校园的，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在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总希望能在理论学习中得到解决。当遇到一些教材过于陈旧，对一些现实问题无法解决时，总希望能讨论出个究竟。所以我们会经常向老师提问甚至争论。”据刘恩专回忆，当时有个同学在一次课上提了11个问题，由于提问要起立，那节课这位同学就一直没有坐下。

谈起那段学习生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武彦民教授说：“那时的大学生活简单得很，许多现在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过去都没有，但我们仍觉得那段大学生活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排球、篮球，还有棋类联赛，每天精神抖擞地做课间操，课前还要唱一支歌。当年大家劳动的时候都特卖力气，一干就是一天，中途谁也不回去歇着，干完活带着一身泥土直奔教室上晚自习。讨论就是我们的生活，同学和老师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总是在讨论，在争论。教学相长，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也能多问我些问题，多思考些问题。”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很多已成为各条战线的栋梁之才。那些爱争论的“问题学生”大多活跃在学术领域，成为教授、博导，在高校中继续着研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