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介绍

人物小结:

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工银瑞信基金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在华融被认为是具有国际化观念又能解决国内实际问题、业务素质全面且思维敏捷的专家型领导。

杨凯生简介:

杨凯生先生：工银基金董事长，博士。

1975年起从事工业企业生产工艺和成本预算管理工。

1985年进入银行，历任中国工商银行监察室副主任、规划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长。

1996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1999年9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2004年9月再次兼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2005年10月至今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

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任。

杨凯生1999年接手工行4000亿元不良资产，就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但事实上，5年多以来，杨凯生从未真正离开工行，在其华融总裁的公开身份背后，依然享受着工行副行长级的待遇，同时位列工行9位党委委员之一。杨凯生因此也被人称为工行的“幕后英雄”。

离开工行5年，在工行深受不良资产之累时，2004年9月10日，杨凯生又回来了，出任出任工行常务副行长兼党委副书记。杨凯生重回工行后，工行股改步伐开始急步提速。4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工商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方案。6月27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工行签署接收协议，工行4600亿元可疑类贷款全部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工行可疑类贷款的招标终于一锤定音，为工行定下的完成股改财务重组的目标扫清了最大障碍。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行股份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成功改制，不仅标志着工行的股份制改革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取得了重大成果。杨凯生任工行股份公司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在华融，在工行，甚至在决策层，杨凯生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国际化观念又能解决国内实际问题、业务素质全面且思维敏捷的专家型领导。看来，华融处置不良资产的5年，对杨凯生来说，是积累经验的5年，也是承前启后的5年。重回工行，对杨凯生而言，将意味着更大挑战。

杨凯生在华融被认为是具有国际化观念又能解决国内实际问题、业务素质全面且思维敏捷的专家型领导。其最为独树一帜的作为体现在批发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领域。2001年开始，华融按国际化的操作流程向外资打包拍卖不良资产。当年通过国际招标分别向摩根士丹利投标团和高盛公司出售了账面价值128亿元的不良贷款，开创了中外合作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模式，至今类似的尝试已进行了三次。

针对不良贷款问题，杨凯生提出了与时下各种意见不同的见解。杨凯生认为，当前的重点应该首先是如何处置解决存量问题，其次才是解决增量问题。他提出，必须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来处理银行的不良贷款，应该允许或者应该要求银行把现有的不良贷款按照市场的公平价出售给专业化组织，如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外国投资者、其他企业。

在一些人看来，决策层最看重的是杨凯生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国际化、战略化的视角；二是处理不良资产的经验；三是对新业务方向的开拓创新。

杨凯生曾说：“如果给我们更灵活的机制，给我们更充分的手段，我们的不良资产回收率会更好。”理想中的未来股份制的工商银行，对杨凯生们来说，已经不再遥远。

杨凯生纵论资产证券化

2009年4月28日，是工商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美国运通和德国安联部分股份的解禁时间，但是当天，工商银行H股的股价却逆势上扬，这与之前一天工商银行对外公布一季度业绩不无关系。在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下，工商银行的利润仍然同比上升了6.03%，拨备覆盖率继续提高，达到了132%，不良贷款率却比去年末下降了0.32个百分点。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工商银行的行长和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授，杨凯生与这一成绩的取得密不可分。

4月28日，杨凯生在北大阐述了自己对于金融危机和中国银行(3.61,-0.03,-0.82%)业发展的观点。

贷款证券化中国方式

杨凯生认为加强金融监管不能停止金融创新。

在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各种总结中，无一例外地提到美国的监管当局疏于监管，所以导致了本轮危机的产生和蔓延。

但杨凯生强调，不能因加强监管而妨碍了金融创新，放缓金融创新的步伐。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揭贷款证券化。杨表示，中国现在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是不太合理的，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的资产是发放贷款，工商银行这么大的银行，10万亿总资产，对外贷款5万亿，每年还新增贷款，贷款的增长意味着风险权重总资产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充足率的降低。那么资本充足率要达标怎么办？采取增资扩股和发债的思路？市场不允许无限制地向市场伸手增资扩股。

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寻找出一条总资产规模并不无限扩大，而利润却能持续增长的发展之路。这就要使得银行主要通过流量而不是通过增量进行营运，也就是说包括贷款在内的银行资产必须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贷款应该有市场，贷款可以流通，贷款可以出售，有人可以买贷款。

怎么买？杨认为，贷款不是工商银行卖给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贷款卖给建设银行(4.65,-0.06,-1.27%)，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上出现一种投资工具，是由贷款演变而来的，也就是把贷款资产证券化。但次级贷款就是它搞坏的，中国为什么还要这么搞？这种担心有道理，但是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杨举例，比如说要求贷款打包的时候，发行者必须持有一定的比例，100亿的包，对公众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发售的时候，规定发行的工商银行，必须拥有10%、15%，但是这个10%、15%的收益率比那个85%的要高,但是清偿顺序是先还这85%，再还这个15%，这样应该说投资产品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了。这是一个简单的规避，这是简单做一个技术上的限制。而美国次贷并没有法规要求次贷证券发行者必须持有多少。

"可以从技术、监管的角度来想个办法，不允许打包以后，分别再组合，出现它的平方和立方，那样这个债券的基础资产是什么就看不清了。"杨凯生说。

美国式救市

谈及美国的所谓国有化的救市措施，杨认为此举不会改变它的制度本质。他认为美国对金融机构实行所谓的国有化，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没有超出过度性安排的性质，它应该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的一种手段。

在历史上，美国绝对不是第一次进行这种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7年，美国政府曾经接管过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军队的运输通畅，1920年，它又归还给了私人。上世纪30年代，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曾经在金融复兴公司给一些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了6000家银行，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这些股权如数出售给了私人投资。1984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因为石油贷款的坏账，濒临破产，当时是里根政府收购了这家银行80%的股权，后来这家银行并入了美洲银行，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把股权又出让了。

根据这些事例，近百年来，美国曾经出现过多次的规模都很大的所谓政府对某些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做法，但是都是为了应对当时所出现的特定情况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并不影响市场机制的基本属性。这次也是属于这类情况。

杨凯生认为，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比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无论是严重程度、波及面，都要深得多、广得多、严重得多。目前，世界经济金融已经出现了一点回暖的迹象，但是实体经济所受到的打击还在继续增加，是否能够马上好转，或者说是否已经见底还很难预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经济体，经济金融运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由于我们国家抢在这场风波之前，抓住机遇进行了中国金融体制，尤其是银行体制的改革，保证了银行体系的健康稳定，从而为支持促进中国的经济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能够保持平稳、保持较快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

当然实体经济受到了影响，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所受到的影响不同，这就证明经济制度的调整是必需的。杨凯生总结道："我们现在在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的过程中，要争取能够更好地着眼长远，要为日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