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霖Stephen Green)-汇丰银行-英国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前任集团主席介绍

人物小结:斯蒂芬-葛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汇丰私人银行控股(瑞士)主席，以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北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及法国汇丰的董事，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英国首相的商业理事会主席。

葛霖Stephen Green)简介:

葛霖（Stephen Green，1948年11月7日－），曾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生于英国，在牛津大学毕业，其后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

最初葛霖在英国政府海外拓展部工作，1977年加入管理顾问公司McKinsey & Co Inc.,，先后在欧洲、北美和中东等地提供咨询服务。

葛霖于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负责企业策划事务，并于1985年起负责发展汇丰的环球财资业务。他在1992年成为汇控的集团司库，主管汇丰在全球的财资及资本市场业务。1995年，葛霖获委任为英国米特兰银行（现称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之后他更担任汇丰集团旗下多间附属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国汇丰银行、汇丰建信银行以及汇丰私人银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等。

1998年3月，葛霖获委任为汇丰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部执行董事，主管集团旗下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业务。由2002年5月起，他兼任汇丰集团企业银行业务负责人。2003年6月1日，他获委任为汇控行政总裁。2005年1月，他获委任为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5月26日，他接替退休的庞约翰，成为现任汇控主席，亦是汇丰集团内，第二位由行政总裁升任的主席。

现时他亦是北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汇丰私人银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主席，HSBC Trinkaus & Burkhardt AG副主席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百慕大银行有限公司、墨西哥汇丰以及法国汇丰董事。

葛霖(Stephen Green)先生5月底正式接过庞约翰爵士(Sir John Bond)的衣钵，就任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后，第一次商务旅行便来到中国。他是为了出席由汇丰银行与其合作伙伴交通银行共同举办的一个论坛，向中国的银行家们发表关于公司治理的演讲。

与言谈起伏顿挫并习惯于聚光灯下出现的庞约翰相比，长期从事具体运营且一贯低调的葛霖在公众眼中形象模糊，言语间谦逊有余但魅力不足，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讲者。而对“公司治理”的高谈阔论多少会让葛霖感到些许尴尬。实际上，葛霖由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的身份接任集团主席的职务，刚刚给汇丰集团这个英国公司治理方面的标杆形象带来阴影——英国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的公司治理守则明确指出，公司的行政总裁不应出任该企业的董事局主席。

不过，相比在座的中国银行(4.12,-0.04,-0.96%)家们，葛霖和他领导的这家全球金融服务业旗舰企业依然值得学习。中国的银行正在改革治理结构上艰难探索着，汇丰集团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蒋超良此时也不轻松。就在几天前，交通银行刚刚披露一起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亿元的巨额客户资金诈骗案。

投行业务窘境

从汇丰这个全球金融混业经营巨头斥巨资参股的交通银行中捡出烂苹果并不令人吃惊。中国金融业存在某些顽疾是肯定的，想必在谈判伊始，汇丰旗下的投资银行家们在尽职调查中早已预见到今日这一幕。不过，葛霖和他的前任庞约翰多年来努力提振的汇丰集团投资银行业务，实力不济并不是什么业内秘密。

6月初，汇丰主管全球股票研究事务的格雷厄姆·科普利(Graham Copley)，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指斥这家力争在投资银行领域有所建树的机构“很多分析师不配拿到今年的工资”、研究报告常常“没有价值”。

稍早前，汇丰投资银行部门爆出了更大的新闻。3年前，庞约翰爵士和时任行政总裁的葛霖希望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展开竞争，将投行业务作为汇丰集团未来收入的增长点，并不惜重金从摩根士丹利请来投行老手杜绍基(John Studzinski)，冀望他能重整汇丰的投资银行业务。但3年的发展，除了高昂的投入之外，并无亮色。就在5月底庞约翰与葛霖正式交接之际，杜绍基挂冠离去，加盟私人股本投资公司Blackstone，留下整个金融界对汇丰集团投行业务未来前景的质疑。

苦心经营的投资银行业务一直裹足不前，让葛霖只能发掘汇丰集团的立业基础——商业银行业务，并且汇丰集团2005财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来自阿根廷、土耳其和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的业务增长已经成为汇丰集团利润的助推剂，其中，对交通银行的投资直接推动汇丰在中国内地的税前利润增长了5倍。

随着先前掩盖的烂苹果被一一捡出，汇丰在交通银行的投资变得愈发令人兴奋。交通银行2005财年业绩显示，结盟汇丰银行之后，这家资产规模位居中国第五位的内地银行全年净利润从上年的人民币16亿元，猛增至92.5亿元。

从20%到40%的难题

身上兼具“商业银行”和“新兴市场”双重概念的交通银行，自然在汇丰集团未来发展蓝图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比来自公司治理方面的挑战和中国战略投资内部发生的欺诈，葛霖先生在中国面临的真正尴尬在于，对交通银行这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堡垒的优先增持权短期内难以实现。

2004 年入股交通银行时，汇丰同时获得优先增持权，在政策放开的情况下，在2008年8月18日至2012年8月18日期间，将交通银行的持有股权增持到不超过40 %，从而成为第一大股东。

优先增持权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但过程并不简单。且不说外资投资中国金融机构的股权上限迟迟没有松动迹象，即便政策障碍消失，汇丰的增持交易要顺利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也绝非易事。

年初广东发展银行拟向新投资者出售85%股权，这曾让市场推测外资持股限制的政策有望松动，并且引得花旗集团和法国兴业跃跃欲试。但是有分析师挑明，这只不过是原有股东“为吸引海外投资者而抛出的诱饵”。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花旗和法兴试图突破政策限制的努力只是徒劳，单一外资最高 20%、外资总体持股最高 25%的限制不容挑战。

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 (Donald Evans)最近在与中国政府官员会谈后透露，中国可能在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放松外国投资上限之前，先上调中小银行的外资最高持股比例。但是很不幸，两年前还被称为“股份制银行代表”的交通银行，在经过财务重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扭亏，成功破茧化蝶之后，官方对它的最新界定是“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它显然不在传言中的政策放宽之列，而这种界定的变化多少也反映出如果变换其城头旗帜可能蕴涵的深层意义。

葛霖面前摆着艰难的选择：是否对这个可能永远也难以收入囊中的潜在对手进行智力投资？目前来看，葛霖和汇丰依然选择了进行长期投资。“交通银行在中国有2700多家分支机构，而包括恒生银行在内，汇丰集团的分支机构不过37处，我们目前很难同交通银行竞争。”葛霖告诉记者。不过，随着 2006年底银行业全面开放，汇丰集团自然不会放过中国市场，其强项零售和工商服务等商业银行领域拥有完整的业务线，势必会同交通银行展开正面竞争。此时，怀抱“交通银行学到管理和机制，汇丰银行以交通银行作为拓展中国业务的平台”这个双赢假设的合作双方，将会发现面临同床异梦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