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忠-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介绍

人物小结: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副总裁，党委委员，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历任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张树忠简介:

张树忠先生，经济学博士。

1989年7月－1993年2月，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讲师；

1993年2月－1997年3月，任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1997年3月－2003年7月，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北方总部总经理、资产管理总监；

2003年7月－2004年6月，任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4年6月－2008年1月，历任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8年1月－2008年4月，任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4月起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现同时担任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适应金融改革变化  助推河南经济增长

2005年是金融改革年。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促使金融改革加快的现实背景，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经济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滞后性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 滞后是国家渐进式改革次序的刻意安排，在国民收入自社会倾斜情况下，国家通过对金融的掌控达到间接控制资源的目的，因此金融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这也要国家拿出上万亿元助推金融改革的出处所在；三是宏观调控的需要，缺乏敏感性的金融体系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如当前的松货币紧信贷现象的出现；四是提升金融效率的需要，突出表现为金融配置经济资源的效率不高和金融资产质量低下；五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有机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外部发展关系；六是金融全球化的需要，后WTO过渡期进一步强化了我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感。

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正在展开：

一、银行转型

银行转型包含银行体制和银行理念的转型。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主导的银行体制雏形，因此，当前的银行转型更多的是由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向现代化商业银行的转换，表现为银行的治理结构、管理机制、经营方式、服务理念、技术手段和银行文化等等。这种转换是深层次的转换，必将对人们的银行认识观念产生强烈冲击。

1.股份制银行转型。股份制银行被认为是我国新型银行的代表，但是，所谓新型是相对于国有银行的僵化而言。当前，股份制银行面临着多元化融资（包括金融市场融资和民间融资）发展格局、新资本协议约束和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竞争等压力，这些压力迫使股份制银行加快转型，并引领整个商业银行进一步转型。①由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转变。对银行业务的新认识，将银行业务发展历程描述为：货币汇兑—→  增加传统银行业务—→  增加非银行金融业务—→  增加非金融业务。一切围绕客户需求的业务拓展，最终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经营理念；②现代银行管理原则、方式和手段的导入。围绕经营转型的展开，是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管理、业务流程管理、风险防范管理、绩效考核管理等系列转型，为与国际银行业发展接轨，一些银行纷纷引进国外先进的银行经营管理系统，并加以移植和吸收，更甚者的是不惜推倒重来。③经营特色的各自确立。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证券、保险等等经营混业，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市场的进一步细化，我国各家股份制银行逐渐在经营过程中，开始注重突出各自的业务特色，创立自己的品牌。并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形成符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成为银行经营转型的关键所在。

2.国有银行转型。2004年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影响重大的举措之一，莫过于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必将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重大的制度变迁。国有银行的改革围绕建立产权多元化的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而展开，改革的目标是打造具备风险防范和投资回报经营管理能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改革首先在中行和建行进行，随着二行公司治理结构和国外战略投资引入的完成，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相对于原型而言，出现了形和质的转换。目前，工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也已基本完成，农行的改革正在紧张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使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工行为例，截止2005年6月末，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为9.12%（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07%），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降为2.72%和4.58%，预计明年该行的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将分别升至0.8%和15%，达到国际银行业的良好水平（姜建清，2005）。在国有银行的改制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国家行使投资职能的汇金公司，汇金公司自成立以来分别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资225亿美元，225亿美元和150亿美元，被誉为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化解的秘密武器。

3.政策性银行转型。当前，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在地方政府诱导下和自我发展的冲动下，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与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日趋明显，商业性金融开始抱怨政策性银行不该运用国家资源来与其竞争；另一方面，与政策性银行资产负债不断扩大形成反差的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国家财政对政策性银行提供直接资金支持的空间相对缩小，政策性银行亟待健全资本金补充机制。宏观经济金融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政策性银行进行转型。政策性银行转型的定位是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是一种介于商业和政策性金融之间的制度安排，它主要利用市场化手段，按照商业性金融规律运作，在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国家政策和战略导向服务（张涛，2005）。按照国务院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我国政策性银行转型的步子正在加快。

4.城市商业银行转型。2004年11月针对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风险资产拨备等等方面的问题，银监会发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银监会还将全国112家城商行按六个档次分类，在分类中约有45%的城商行被视为经营状况不佳，其中有20家左右被敲响了退市警钟。近年来，良莠不齐的各城商行处于不同的目的在进行着招数不尽相同的改革，上海、南京等地城市商行已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伙伴和先进经营理念，谋划着突破单一城市制的约束，通过重组并购在域外设置分支以求发展壮大。而另一些面临解困的城商行，则希望通过资产置换化解历史风险，被参股、并购和重组，并以此走出被淘汰出局的阴影。一场如火如荼的改革正在城商行之间进行，有人用“热潮涌动”、“谁主沉浮”、“生死攸关”等等词汇来形容这场改革。

5.农村信用社转型。被誉为花钱买机制的农信社改革全面展开，截止2004年底，国家对先期试点的8省市的专项资金支持正基本到位，共有620个县认购专项票据356亿元，1个县获专项贷款1.2亿元。同年8月，农信社的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总体看，农信社改革的进展良好，通过改革，农信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不良贷款逐步下降，经营状况明显改善，支农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但是，对于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寄希望一招一式的改革是不现实的。

6.建立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改革举措，为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根据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人民银行于5月在山西、陕西、四川和贵州四省开始试点。探索建立农村小额贷款组织的目的起码有三：一是增加融资渠道，缓解农民的贷款难；二是拓展农村金融市场，防止农信社一统天下；三是让民间融资浮出水面，为建立正规的民营金融组织打下基础。就其试点背景而言，这项改革举措的意义要深远和重要得多。

二、金融市场改革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在国外，存在着两种金融体系模式：一种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模式。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战略选择，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模式的争论，近来争论有所趋热。由吴晓求领军的市场派尽管是少数派，但其呼声的影响却在扩大。他们认为，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分散、经济增长的财富分享机制是金融市场（以资本市场为主）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三大原动力，并确信这三大功能银行是无法完成的（吴晓求，2005）。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的金融体系仍会是以银行为主，这主要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如文化传统等等。中国的金融体系无论是以金融市场为主，还是应该以银行为主，现实的情况却表明，在整个融资总量中，直接融资所占比例实在是太低，直接融资弱化，一方面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造成银行风险聚集。截止2005年6月末，国内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国债、企业债和股票各自的比例是87.8%、5.5%、1.7%、5%。当前，最为一致（包括银行在内），最为迫切的呼声是要拉大我国金融的宽度。要拉大金融宽度，就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要发展金融市场，就需对原有的框架设计束缚予以突破，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成为一种意向选择。

资本市场的改革围绕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市场创新的思路而展开。近年来，为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九条”的出台，实质上是对经历了十年发展历程的资本市场在体制上进行脱胎换骨的一个思路性指导。目前，在制度重置的前提下，围绕券商重组堵塞股权分置黑洞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改革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特别是新修定的《证券法》为金融混业经营打开了绿灯。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在推进以货币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发展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在2004年，央行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开办货币市场基金业务，鼓励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批准建行和中行发行次级债券；允许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批准农发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允许铁路建设债券等部分企业债券进行银行债市交易流通；推出债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等。进入2005年 ，央行等部门的政策举措更是紧锣密鼓，且举措的分量明显加重：确定工行、建行和交行获准设立投资基金公司试点，混业经营的意义开始体现；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式启动，国开行、建行分别进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试运行；我国债券市场第一个金融衍生工具，债券远期交易在市场上推出；允许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另外，央行为了帮助一些证券公司走出困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还通过汇金公司、建银投资公司向券商注资、参股和提供再贷款等。在央行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影响下，近期，国家发改委对企业发债的掌控出现松动，更多的央企被获准发行企业债券，发行的额度也明显提高。一系列助推政策出台，使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大幅提升，并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三、保险业改革

保险业的改革从做大做强到又快又好的经营理念转换，农业保险回暖式的发展，人寿保险新生命表的发布，特别是市场全面开放以后，中外保险机构真正进入了面对面的争夺战。

另外，金融工具创新。伴随着银行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和保险业的改革，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也同时在全方位展开。金融工具创新热潮涌现的背景可简要概括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抑制的反弹、货币不断深化的结果、新资本协议的约束、国际金融创新热的影响，对市场细化条件下经营特色的追求和技术进步的运用等等。另外，包括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都推出了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一浪高似一浪的金融创新，优化了金融结构，提升了市场金融效率，推进了整体金融发展。

总之，金融改革已在全面方位展开，突出表现为拉大金融的宽度（改变间接融资独撑经济的局面）和拓展金融深度，拓展金融深度更多地表现为金融深化，以市场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机制形成。金融改革的加快，必须对河南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应对金融变化促进河南经济增长

为应对金融变化，并以此促进河南经济增长，我们起码要做三个方面的努力。

1.建立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区域经济的竞争，是金融资源的竞争，今后更多表现市场金融资源的竞争。金融资源竞争又表现为金融机构的竞争。沿海地区的经验表明，形成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内生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宋立，2005）。过去，河南省不注重金融行业的培育与发展，更多地是对金融业的汲取甚至索取，认识不到金融功能的多样性，我们的一些部门和职员习惯于以计划思维对待金融，比如给各银行分配贷款指标等，最终导致金融发展滞后以至于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把金融业作为先导产业优先发展，把金融业作为“十一五”河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战略布局上予以统筹考虑；二是将郑州建成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使其连带效应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大力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采取得力措施将现有地方性金融机构从困境中尽快解救出来，避免来之不易的金融资源丧失；四是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让民间融资浮出水面，为发展正规民营金融组织打下基础；五是积极引进域外金融机构，摒弃“小金融”的狭隘观念。

2.善于运用多种金融渠道和金融工具融通资金。当前，在河南的非金融部门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95%以上。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融资方式，一方面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造成银行风险聚集。如果这种融资取向不加以改变，随着银行业务的转型，企业的资金融通会进一步紧张。未来的金融融资格局是一部分大、中型优质企业的资本金需求从资本市场取得、流动资金需求从债券市场取得；另一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从大银行贷款中取得；而中小金融机构对应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小金融机构和各种投资基金等，则会更加注重对小企业的成长培育。近期，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企业短期融资债券，这是一种便利而且便宜的融资方式，企业应积极争取，在金融发展迅速的今天，河南的企业要增强捕捉金融变化信息的敏感性，善于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利于自身发展。同时，政府有义务通过信息揭示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但前提是政府要具有更强的金融敏感性。

3.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各地区争夺市场金融资源的关键点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把建立金融生态作为发展规划加以立项。不久前，在央行的支持下，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研究已经发布，该研究选取100多项指标，涉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司法公正、金融部门独立、社会诚信、金融资产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通过指标比较和专家参与的方式对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评级。报告在对我国200余个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的评价中，后20个城市河南占了5个，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该评级每年发布一次，有可能会成为地方债券发行、各银行贷款流向、民间资金流向和外资投资指引的重要参照，金融生态的优劣会导致区域间市场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姑且不论该项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大小，重要的一点是，河南金融生态环境需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建设金融生态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重要的，也是不能替代的。

当然，在应对金融变化时，政府的作用不止于上述三个方面。比如，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过程中，市场金融的逐利性和安全性，会使金融机构产生倾向于资金密集型和垄断型的产业或企业的金融偏好，相对于河南省要素禀赋结构，会出现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相关区域产业发展政策，运用经济杠杆，来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诱导。

借此机会，我想谈一点对河南经济发展战略的个人观点。我认为河南省不能过分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 ，发展高科技所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据的是“索洛余值”理论，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研究发现，在我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河南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并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是经济改革能量释放的结果，而广义的技术进步还应包括管理的改进等等。真正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能源原材料的市场化机制没有完全形成；二是各级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因为政府的目标函数不是效率，而是公共产品，甚至是GDP。河南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河南的最大问题是就业，河南最紧缺的资源是资本，而高科技产业既是资金密集产业，又对就业形成替代，如果我省政府在思路上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高科技，会进一步加剧我省的信贷结构不合理。当前有一种假相，就是居民的储蓄存款一直大幅增长，导致了资本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储蓄存款的增长是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与保障的预期不确定，并不能表明我省的要素禀赋结构提高到可以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反之我们还会丧失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我们应该遵从市场的选择，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没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高新企业就是佐证。

概括为三点：1.认识金融的变化；2.融入金融改革之中，以此为河南经济增长服务；3.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